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唐颜师古撰。师古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人。历官秘书监。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永徽二年其子符玺郎扬庭表上於朝,高宗敕录本付秘阁。卷首载扬庭《表》,称“藁草才半,部帙未终”,盖犹未竟之本。又称“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则今本乃扬庭所编。宋人诸家书目多作《刊谬正俗》,或作《纠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
《魏书》,北齐魏收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内容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0卷。
《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而《册府元龟》的规模,居四大书之首,数倍于其它各书。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我们收录的就是今本《竹书纪年》。
《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逸周书》,原名《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今人多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之手,可能还经汉代人改易或增附。《逸周书》今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的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
《靖康传信录》,宋代李纲著,记载了“靖康之变”前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是研究此段时间历史的宝贵资料。
《十七史百将传》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名将的传记。又称《百将传》、《正百将传》,是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张预(字公立)用了数年时间编写的。他从十七史中选出一百位名将编写他们的传记。此书是按照《孙子兵法》的思想编写的,后世许多的名将传记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唐才子传, 是记载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的汇编集。撰者为元代文学家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本书为记录南唐至宋初江南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人云全书凡八十四传。今仅存十卷,首三卷分载南唐三主事迹,后七卷皆南唐诸臣传,凡三十四传,较宋人所见,已缺五十传。所记南唐史事,偶有疏略讹舛,宋人已多有指出。但亦多存南唐君臣的珍闻轶事,颇有他书未见者。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通典》书名,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中记述了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名贤集》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之一,具体作者不详,从内容上分析,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有些还渗透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其中不乏洞察世事、启人心智之句。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文学体裁为对话体。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争论的核心是桑弘羊之首倡导的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为当今的中国很有借鉴作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帝范》,古代论政著作。唐朝李世民撰。此书系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他在赐予子女时云,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共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