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玉皇大帝的宫殿高耸无边,威龙猛虎轮流坐镇东西边。天上事物繁杂,连逍遥自在的仙人都愁白了头发。
麻姑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
注释
玉皇宫殿:暗指当时朝廷。
无极:无穷尽,无边际。
皤:白色。
麻姑:又称寿仙娘娘、虚寂冲应真人,中国民间信仰的女神,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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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参考资料: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籍贯安徽歙县。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