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十年磨砺宝剑,在豪杰聚集地区结交宾客,把平生的眼泪都飘落干尽。年华老去填写歌词,有一半是在虚空中传递愁恨。身边几时曾经围绕着头戴玉燕钗、鬓式如蝉翼的美人?
不学习秦观词的婉约,不学习黄庭坚词的奇崛,依照新的声调填词和张炎所作风格大致相近。漫游江湖,放浪不羁,姑且吩咐筵席上红粉歌女演唱遣兴。料想自己直到头发全白,也没有封侯的缘分。
注释
解佩令:词牌名。始见北宋晏几道《小山乐府》。双调六十六字,上下片各五仄韵。亦有少叶二至三韵者。
词集:指朱彝尊的词集《江湖载酒集》,凡三卷,编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
十年磨剑:比喻多年刻苦磨练。
五陵:指西汉五个皇帝陵墓,即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均在今陕西咸阳市附近,渭水北岸。汉元帝以前,每立陵墓,辄迁徙四方豪富及外戚在此附近居住,令其供奉园陵。后因以五陵代指豪门大族。
结客:结交宾客,多指结交豪侠之士。
空中传恨:比喻虚浮的言情之作。
燕钗蝉鬓(bìn):代指女子。燕钗:一种燕形的钗;蝉鬓:古代妇女发式的一种。
秦七:北宋词人秦观,排行第七。
黄九:北宋词人黄庭坚,排行第九。
倚新声:按新谱填词。
玉田差近:谓词人所填词接近张玉田。或谓自己博采众长,达于新境,回视张炎,似与己差近。玉田:南宋词人张炎的号。
落拓:放浪不羁。
江湖:泛指四方各地。
歌筵(yán):有歌伎唱曲劝酒的筵席。
红粉:胭脂和铅粉,女子化妆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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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捏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参考资料:
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驱芳,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汉族,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