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见到云就联想到她华艳的衣裳,见到花就联想到她艳丽的容貌;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
如此天姿国色,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的神女。
注释
清平调:一种歌的曲调,“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
“云想”句:见云之灿烂想其衣之华艳,见花之艳丽想美人之容貌照人。实际上是以云喻衣,以花喻人。
槛:栏杆;露华浓:牡丹花沾着晶莹的露珠更显得颜色艳丽。
“若非……会向……”:相当于“不是……就是……”的意思。
群玉:山名,传说中西王母所住之地。全句形容贵妃貌美惊人,怀疑她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的神女。
参考资料:
你的容貌服饰是如此美艳动人,以至连白云和牡丹也要来为你妆扮,春风骀荡,轻拂栏杆,美丽的牡丹花在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你的美真像仙女一样。
如果不是在仙境群玉山见到你,那么也只有在西王母的瑶台才能欣赏你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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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晚唐五代人的记载,这组诗共三首。公元743年(唐玄宗天宝二年)或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天的一日,唐玄宗和杨妃在宫中在沉香亭观赏牡丹花时召翰林待诏李白进宫写新乐章。李白奉诏进宫,即在金花笺上作了这三首诗。本首诗就是其中之一。
参考资料:
此诗想像巧妙,信手拈来,不露造作之痕。诗中语语浓艳,字字流葩,读这首诗,如觉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无须刻画,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牡丹,是美人玉色,而不是别的。
第一首,以牡丹花比贵妃的美艳。首句以云霞比衣服,以花比容貌;二句写花受春风露华润泽,犹如妃子受君王宠幸;三句以仙女比贵妃;四句以嫦娥比贵妃。这样反复作比,塑造了艳丽有如牡丹的美人形象。然而,诗人采用云、花、露、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字眼,赞美了贵妃的丰满姿容,却不露痕迹。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首先,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就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的容颜与衣裳之美,表现出杨贵妃的富贵之态。
其次,运用了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比如,“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就是通过拟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的亮丽容颜和高贵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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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首先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想”即像。“花”指牡丹花。读解这一句,是可以双解的,或者说,看见天边的云彩就想起杨贵妃的衣裳,看见娇嫩的牡丹花儿就不由得想起杨贵妃的容颜。诗人通过“云”与“衣裳”,“花”与“容”的相似性,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衣着的绚丽轻盈,容颜的娇嫩可人。也可以理解成衣裳像云彩一样轻盈,容颜像花儿一样美丽可人。无论那种解读,诗人都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联想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杨贵妃的富贵及其容颜之美。
接着写道:“春风拂槛露华浓。”“拂”即轻轻擦过。“槛”即花圃的围栏。“华”通“花” 意思是说,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春风”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写自然环境之美,春天的风和煦的,暖暖的;二是暗示杨贵妃受到皇帝的恩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一句表面描写了环境之美,其实暗示了杨贵妃春风得意状态。特别是诗人抓住了杨贵妃那似如花儿上沾满了露水一样泽润容颜来突出了内心的骄人之态。可以说,诗人在比喻中兼有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放大了杨贵妃的娇态与大红大紫(“华浓”)的美艳。
第三句写道:“若非群玉山头见。”“群玉”即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书中说,“群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以西王母居处来指代仙界,诗人借此暗寓杨贵妃美貌似天仙。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此天姿国色似如天仙的女人,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你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美人的。诗人把杨贵妃比作天仙。天仙美,本身就是朦胧之美,这样,给人留下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一句是在上面把杨贵妃的玉颜比作花儿而的过渡到写人的整体。此时的杨贵妃真有飘飘欲仙之美。
最后写道:“会向瑶台月下逢。”“会向”即应在。“瑶台”也是西王母的居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一定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相逢。这一句还是写杨贵妃是天仙。这一句与上一句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是“见”,一个是“逢”,都有相遇的意思。二者之前用“若非”与“会向”相连,即“若非……会向”即是“不是……就是”之意。也就是说,杨贵妃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相逢的神女。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参考资料: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写就,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